文\海南周刊特约撰稿 史振卿

在各类版本资源中，文献是历史文化研究价值最高的组成部分之一。其中的地方文献，是经过长时间搜集整理和研究的集大成者，为一个地方具有标志性的文化遗产。被称为“南溟奇甸”的海南岛，不仅有椰风海韵、细浪沙滩，还有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源。这些文献资源的形成和流传，离不开以古代先贤为代表的古今文献人的努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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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日报2023年7月3日B03版。

贬琼官员

开陈经书，教化民众

海南文献的流传与儒学的传播是分不开的。明正德《琼台志》记载：“善人，武帝置郡之初已有三万之数。”所谓“善人”，是指迁到海南的中原地区的商贾小贩及接受汉化的越人。可见早在汉代，儒家文化就已在海南岛扎根并得到传播。后来，由于科举考试的需要，以儒学为核心的文献不断丰富发展。海南是古代官员的流寓之地，随着一批贬官的到来，海南藏书量不断增加。如唐代的王义方，到海南后用儒家礼乐思想教化当地民众，“稍选生徒，为开陈经书，行释奠礼，清歌吹龠，登降跽立，人人悦顺”。“开陈经书”自然是用儒家经典教化民众，说明当时儒家典籍已在海南流传使用。

王国宪发掘整理的《琼州府志》。资料图

北宋庆历三年（1043年），在范仲淹等人的提议下，宋仁宗下诏兴办儒学：“诸路州府军监，除旧有学外，余并各令立学。”这里的“学”就是“儒学”，朝廷要兴办学校，教授儒学。古时，学校有教学、藏书、祭祀三大功能，所以很多学校有收藏儒家典籍的屋室。海南的府儒学，于庆历四年（1044年）设立，而后各州县也相继创办儒学。府儒学建造之初有殿堂、御书阁、两庑和戟门。宋仁宗时期，朝廷安排国子监教授宋守之任琼州知州，并从东观藏书馆抽出部分藏书赐给琼州学宫。此后，广南西路提刑彭次云上疏奏请派遣监书一员，加强对这些御赐图书的管理。其实这个时期，海南岛的藏书量不多，当时的主官曾几次向朝廷申请赐书。元丰年间，当时的琼管帅李时亮多次为学宫接收朝廷赐书，并特地在大成殿西侧建御书阁一座，珍藏御赐图书。

明清书院 | 批量藏书，荟萃文华

据《乾宁儒学置书记》记载，元至正年间，海南当时的官办学校购置收藏了一批书籍，量比较大，类型也比较杂，于是想请两个知识渊博的人来管理这批书，众人一致推举唐安寿、王真锡典掌。明清时期，海南办了许多书院，大部分书院都有藏书之处，如明代陈文徽的桐墩书院，在山麓旁边筑室藏书若干卷；明代澄迈知县秦志道修建天池书院，购买书籍200余册，涵盖五经、四书、性理、纲目、通鉴、医术等主题，他还命生员雷应举一一登记造册、收藏管理。清同治九年（1870年），琼州知府冯端本重建苏泉书院，购《十三经注疏》《资治通鉴》等图书充实书院藏书。琼台书院是清代海南藏书最多的地方，光绪二十年（1894年），雷琼道道台杨文骏扩建该书院时，从江、浙、闽、广购置经、史、子、集两万多卷，充实新建的藏书楼藏书，“海外书院多藏书，实始于此”。

丘濬。邱基美 供图

与此同时，一些私人创建的书院和学堂，也成为文献收藏的重要场所。攀丹唐氏是古代海南的名门望族，唐震来琼时，带了很多书籍，在琼州为官期间，他特别重视发展文教事业，家中藏书数万卷。为了安置这些书籍，唐家还专门修建了一座“唐子藏书楼”，内藏史书、医书、兵书、农书、玄书，及政论、艺文、数理、地舆等类型书籍。明正德年间，唐胄辞官归乡，建西洲书院，用来藏书读书。王弘诲在《西洲书院记》中对唐家藏书有较为详细的描述。明代名臣丘濬自幼聪慧好学，史书称其“博观群书，遍借之市肆，虽释老伎术之编亦所不废”“三教百家之言，无不涉猎”。他也喜欢收藏书籍，这在《藏书石室记》中有所体现。

唐胄。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翻拍

王国宪、王梦云等 | 辑印“丛书”，泽被后学

进入近代以来，搜集整理海南文献的代表人物是王国宪、王梦云、唐品三等。王国宪，字用五，号尧云，晚年号更生老人，海南海口人，曾藏书近三万册，是海南地方文献搜集整理的集大成者。王梦云，海口人，海南书局的创办者。唐品三，名赓尧，字品三，以字行，海口人，参与创办海南书局，并担任海南书局的董事长兼经理，策划并主持出版“海南丛书”。

海南书局创办于1927年。当时，王梦云认为海府地区乃至整个海南岛，之所以被视作“文化荒漠”，其原因在于海南没有一个像样的书局，没有机构版刻海南的文献典籍。于是他设想自己创办书局，经营图书事业，丰富海岛文化。后来经过和唐品三、李开定、孙邦鼎、王硕人等人多次商议和开展调查，最终决定创建海南书局。早期海南书局的业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：出版书籍、贩卖图书、承揽一般的印刷业务。有了一些积蓄后，他们决定把出版海南地方文献作为头等大事来办。

王国宪。陈德雄 翻拍

唐品三等人首先与王国宪一起确定先贤文集的种类与体例。20世纪初，王国宪一直在不间断地整理各种海南地方文献，并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。因此，海南书局出版地方文献，主要以王国宪的成果为基础，并把这套丛书称为“海南丛书”。大家一致决定由王国宪担任“海南丛书”总编辑，全权负责丛书出版。1927年，海南书局出版了“海南丛书”“第一种”“第二种”“第三种”文集，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。1934年，“海南丛书”全部出版完成，共有二十种。后来，海南书局又陆续出版了《感恩县志》《儋县志》《琼崖建设研究书》等。尤其是1935年出版的《琼崖建设研究书》，销量极佳。1939年，日军强行征用了海南书局，海南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进入低潮期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海南搜集整理、出版地方文献的力度不断加大。最有代表性的是，21世纪初海南有关部门支持周伟民教授主编并出版《海南地方志丛刊》《海南先贤诗文丛刊》。其中《海南地方志丛刊》辑录了至今能搜集到的新中国成立前的海南各类府志、州志、县志及其他历史资料共70余种，达1500万字；《海南先贤诗文丛刊》辑录了古代海南先贤的诗文著作共计26种，约500万字。这两部书的出版，是海南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。

此外，还有一些在台湾的海南籍名人积极整理出版海南文献。如老家在琼海的王会均，在台湾广泛搜集海南方志典籍和地方文献资料，先后出版了《海南文献丛刊》12种。

为了海南文化事业的发展，有些人想尽办法把典籍带到海南来，有些人历尽千辛万苦把先贤的文献保存下来，有些人花费几年甚至几十年搜集整理海南文献，才有了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。聆听古今文献人的故事，我们更应懂得珍惜这些来之不易的“传家宝”。（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）（史振卿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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